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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宗教文化、政治与社会生活

商人最初居住在中国北方的番和砒石,番地望不详,砒石据考乃内蒙昭乌达盟的白岔山。商人第一位可以称述的男性祖先名契,传说为有绒氏女简狄吞食玄鸟(一名乙鸟鸟,即燕)卵感孕而生,子姓。契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舜用为司徒,功业著于百姓。《诗经·长发》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按,玄元古通,元训始,玄王即始王;或以玄色为黑,在方位中代表北方,玄王即北方之王。表明商族创业伊始,就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光辉形象。其后逐渐南下发展,出河北,入山东,辗转于河南,自契至成汤,凡八迁。自成汤至盘庚,又五迁,至于殷(今安阳小屯),此后不再迁都。

在商人的历史上,曾产生许多杰出人物,对其发展壮大起到重要作用。例如,《诗经·长发》歌颂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为契孙,在夏王朝担任过火正之官;冥在夏王朝曾任司空,《史记·索隐》称“殷人祖契而郊冥”,足以说明其地位之高;上甲微也与利禄挂钩的文字学和书法。

书法是一门书写文字的艺术,古代的书法教育和识字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被当作是“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根本性大事来对待的。《周礼·地官·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日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日六书,六曰九数。”这是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内容。六书是指“象形、会意、转注、指事、假借、谐声”中六种造字法则,是文字之学。学童8岁人小学,先由史官来教学童以六书,所以汉代以后又称文字学为“小学”。当时的课本有《史籀》15篇,为大篆。教书写,自然要包括教会学童如何执笔、使转和达到字迹美观,虽然当时不一定会有艺术意识。

秦始皇于二十六年(前221)刚统一六国,便下令统一文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叙述了这一过程:由于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李斯的《仓颉篇)(仓一作苍)有七章,赵高的《爰历篇》六章,胡毋敬的《博学篇》七章,都是以四字为句,两句一韵,每章一韵到底,并常常将同义、近义或反义词编排在一起,便于诵读、记忆、对比、辨析,以小篆写成。从出土汉简实物知道,《仓颉篇》开首数句为“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故以“仓颉”两字名篇。《爰历》、《博学》亦类此。这三篇字书由秦官府颁行天下,以教学童识字,同时作为统一的标准文字责令各地实行。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为了统一法度,采纳李斯的建议,又下了焚书令,将天下非《秦纪》的史书,《诗》、《书》及百家语全部交官焚毁,谈论《诗》、《书》,以古非今者治重罪,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焚烧之列。另外允许学法令,只能以吏为师。至今在湖北、四川、甘肃等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木椟,内容多是抄写的《秦律》和《日书》(与时日有关的占书),字体是古隶,证明了焚书令在秦代各地执行之苛严,也说明了当时“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这说明在战国末期的秦国至秦朝,隶书是较通行的辅助书体,“以吏为师”,所教的律令,其书写的书体,往往也就是这种隶书。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秦末,刘邦入咸阳,诸将皆争夺秦官府宫室的金帛财物,而萧何(?一前193)独自先取秦朝相、御史执掌的律令图书收藏起来,从而帮助刘邦在军事、财富和政治上掌握主动权,了解天下之要塞,户口之多少,形势之强弱,以及有哪些苛政峻法给百姓带来疾苦。在西汉政权建立后,丞相萧何又裙披秦朝法律,取其适宜于当代者,制定了汉律九章。其中《尉律》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幼之。”学童自小学习文字之学,接受识字和书写教育。到17岁以上为成人可以处事时,始可参加考试,能背诵《尉律》之文,并取《尉律》之义推演发挥而缮写至9000字以上者,方可去当郡县起草和掌管文书的诸曹椽史。诸曹椽史的数量是庞大的,西汉时郡太守光书佐即定员10人。另外,又以秦代的八体书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来对学童的书迹进行考试,优秀者由县推荐至郡,由郡推荐至中央,逐级选拔,最后由太史令将这些书法优秀的学童集中起来再进行考试,最优者授以尚书、御史、史书令史等主书的官职。东汉的制度是:能通《仓颉》史篇,可补兰台令史,满一年补尚书令史.再满一年,就可当尚书郎。在汉代,低级的文吏有可能逐渐升迁为长吏乃至2000石的大官,如赵禹、尹齐、丙吉都是以佐史逐渐升迁为大臣的。“能书”是文史必修的一项业务,有些武职吏也兼修这一业务。因此,即便是一些戍守边陲的小吏,一有空暇就练习书法,上级也将“能书”作为考察、提拔小吏的一项条件。在敦煌、居延出土的汉简中,能见到不少这方面的实物证据。如汉简中吏员登记册籍有:

肩水侯官执胡隧长公大夫奚路人,中劳三岁一月,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年十七岁,长七尺五寸,氏池宜药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居延汉简甲编》1014号简)

肩水侯官并山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年廿二岁。长七尺五寸,解得成汉里,家去官六百里。(《居延汉简甲编》114号简)

这类例子甚多,不一一列举。政府把文字学和书法同利禄直接挂起钩来,这是提倡文字学和书法最有力的办法。两汉曾有几个时期对文字学和书法的教育十分重视,这是两汉书法艺术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汉时,九卿之一的少府职掌山海地泽的收入和皇室用器物的制造,所属范围甚广。西汉时少府下属有尚书、符节、尚方、考工、钩盾、东园匠等部门,分别职掌制造皇室、陵寝所用各种器物和符节印玺、兵械,以及管理宫苑等:东汉时少府下属中有尚书台,置尚书令1人,尚书仆射1人,尚书6人,尚书分管六曹。各曹有左右示各1人,掌录本曹的文书期会;有侍郎6人,主作文书起草;令史3人,主书。有符节令1人,手下有符节令史,职掌书写符节。还有兰台令史,职掌书奏及印工文书。汉代宫室、陵寝、苑囿的砖文瓦当和尚方、考工所作的铜器铭文,以及印玺符节文字皆精美绝伦,应是那些擅长八体书(新莽时改立六体)的尚书、令史所书写创作,然后由工匠依样刻铸,并非由工匠直接创作,工匠只有专业技术,一般都没有文化:汉代,士农工商之阶级划分是极其严格的。东汉时,一些祠庙、坟墓、阁道等处的丰碑巨刻也大都是当地郡县中主文书的书佐、椽史所书。如《西岳华山碑》即是书佐郭香察书,《西狭颂》为从史仇靖书。因汉代撰书碑刻尚无署名的体例,故大多不知书人。所以绝不可将汉代留下的书迹笼统称为民间书法,相反这些书写者大多是经过官方考试选拔出来职掌文书的官吏。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西汉前期对文字书写的规范化也极为重视,“吏民上书,省字不正,辄举幼”。少府属下有侍御史巧人,掌察举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违失,举劫之。汉初,石奋以恭谨闻名。景帝时,其四子皆顺行孝谨,官至2000石,他本人为诸侯相,也是2000石官,故世号“万石君”。长子石建为郎中令,位列九卿,有所上奏,待奏章被报下后,石建发现自己所书“马”字,四足和尾巴应有五笔,而少写了一笔,惊恐地说:“.获死罪了。”《史记》和《汉书》都记有此事,作为石建谨慎的例子,但也说明汉代吏民上书,字如写错或不规范,就会被侍御史举其名而论其罪的。

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垂相公孙弘奏请:凡地方官员发现辖区内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人无违失者,可向郡国守相推荐,郡国守相考察认为合格者,就与上计吏(汉代由郡守、国相将郡国的财政情况编为计簿,上报中央的丞相,凡人京执行上计的人员称上计吏〕一起到京师,在太常(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那里培训,一年过后进行考核,能通一艺(经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优秀者可以为郎中,由太常录其名籍而奏上。一些低级官吏通一艺以上者,也相应升擢,云云。汉武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于是儒学和仕途结合了起来,学习儒学的人日益增多,公卿大夫七吏多为彬彬文学之士。而按《尉律》考试学童的制度则废弃了,八体书任由间里书师教习,不再作为考试取士的内容了,小学随之衰落,研习六书的人也少了。


汉平帝时,王莽执政,为笼络天下士人,于元始四年 【《汉书·平帝纪》作元始五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谐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能令正乖谬,壹异说云淞。”那些征召去的人中有百徐人是通晓文字学的,受到了敬重,称为“小学元士”。

王莽居摄年间,托古改制,命大司空甄丰等校有关文字方面的书籍,将有些古文加以改定。当时有六种书体,一为古文,即汉景帝时鲁恭工坏孔子故宅,于壁中发现的书籍上所写的字体;二为奇字,即古文而又较特异的字;三为篆书,即小篆;四为佐书,即秦隶书;五为缪篆,用于摹印章的书体;六为鸟虫书,用于书写在旗帜和符节占卜的书体。王莽为了代汉自立,依照《周礼》复古,自言尽力制礼作乐,在书体上将秦八体稍加改变,并为六书,与《周礼·地官·保氏》所云六书同名而异实。汉末哀帝时,由于学者刘欲上书要求把古文经立为学官,遭到今文经学的官僚和博上群起反对。王莽秉政后,对刘歆极为尊重,王莽为了给他篡汉找到理论根据和取得厂大知识分子的支持,于是接受刘欲的建议,立古文经为学官。故古文立于六书之首。一片文经学在东汉一代始终盛行,出了许多经学大师,写下了大量的经学著述。

尤其以东汉末古文经学大师郑玄的成就最大,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占有优势,对古文的研究也自然就重视。汉末魏初的邯郸淳即是以擅长写古文的书家,并以书法教诸皇子。奇字是古文中较特异而难认的字。扬雄好古文奇字,“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刘棻为刘欲之子,也是一位博学之士,“学作”不是学识读,而是学书写。小篆和秦隶书,在王莽时嘉量、衡杆及瓦当、货币上所作字即是,用笔舒长,皆精美不减西汉,或有过之;缪篆是摹印文字,屈曲缠绕,缜密方正,以适于印面排布,艺术创造的成分较多,与规范的篆文有所不同。鸟虫书是用以书蟠信的书体,用笔也屈曲缠绕,有时笔画两端略作鸟之首尾。

由于旗帜、符节篇幅较大,汉时笔小,故适宜用鸟虫书写。印章中也往往作鸟虫书,富有装饰性。汉时能写鸟虫书的人甚多,灵帝时“诸为尺椟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这些工书鸟篆者,以后即罗致在鸿都门学中,自然也会将鸟篆写法传授诸生。鸟虫篆因多装饰性,有描画的成分,故无甚书法价值,在这方面也不可能出现著名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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