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夫·克莱因 坠入虚空 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就挑战着人们对艺术与伦理的看法。改变既定的思维习惯，质疑并不断冲破社会规范与道德边界似乎是行为艺术最主要的目的。与其他艺术方式相比，行为艺术家通过“有思维的行动”展开一场与艺术的“肉搏”。
2000年，从美国回国不久的葛鹏仁先生在中央美院搞了一期实验艺术研修班，我的哈师大的同学姜国哲参加了这个班，那时我在天津美术学院读研究生，一有机会就跑过去蹭课。活动结束，在校尉胡同老美院画廊的结业展览上，一个同学因为作品的缘故与美术馆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大家撕扯起来，最后几个保安包围了那位同学和他的作品（一个用猪皮包裹的飞机），许多人过来拍照。我被这个突发事件弄得一头雾水，老姜大笑着跟我说：“哥们儿本来做个装置，最后弄成行为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行为艺术”的现场。
虽然这不是一个以行为为目的的艺术，偶发的“意外”却给作品增加了新的语境，最终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艺术是一种思维方式，行为艺术家相信在感知存在和生命意义的问题上，人的身体和有思维行动无疑是最直接和最有力量的媒介。
行为艺术家认为身体即是艺术，行动的身体是思维的延伸。2010年上海美术馆收藏了张洹的大型装置作品《创世纪》，对中国当代艺术以及张洹本人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张洹当年因为《12平方米》作品被抓，残酷的生存境遇、身份与信仰、意志力与宗教寓意都可以从这个作品得到解释，而打动我的却是作品简单的生动和他的勇气。
就在张洹完成“厕所”行为的第二年，东村十个艺术家跑到北京西郊的一座山上完成了迄今为止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行为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十个艺术家裸体叠加试图给那座不知名的山头增高，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人定胜天”都充满了唐·吉诃德式的徒劳和悲壮，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今天看起来，此作品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志性作品，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结束了文革的浩劫和经过改革浪潮的洗礼，九十年代的艺术家迎来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爆发，激情、躁动、大背景下的小人物、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历史责任与个人命运、人文精神与商业诱惑、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无奈，统统混杂在一起。“东村之裸”从一群青年人荒诞的英雄主义集体形象出发最终走向了不可名状的社会与哲学思考。
好的作品会一直在生长，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赋予不同的意义。1999年，在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更轰动的是艺术家蔡国强的作品《威尼斯——收租院》，不但夺得了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国际大奖，同时因为“抄袭事件”被告上了法庭，这一事件引发了有关当代艺术中“借用”方式的讨论。被重新“复制”的《收租院》具有全新的文化概念，作品在展览结束时也随即消失，不再具有经典和永恒的时间意义。而蔡国强将制作过程视为作品本身的观念性更像是某种寓意性的行为，只不过这一次的行为是一次缜密的思维活动，并没有出现艺术家的身体。
2015年10月——2016年1月，波普艺术代表人物伊夫·克莱因的《坠入虚空》和《1960年11月27日星期天》在英国透纳当代美术馆展出。伊夫·克莱因被称作上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而1960年的《坠入虚空》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件行为艺术（Performance）作品。事实上克莱因并非如他所说的真的腾空落地，我们只是看到了一张“经过加工的照片”，他让摄影师去掉了保护网并发誓保守秘密……对图片的篡改和克莱因没有真正的“挺身而出”，让这件作品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最讽刺的是克莱因说他为此还摔断了腿。
与克莱因的“相机技术”相比，阿布拉莫维奇确实是将自己身体至于极度危险的体验之中，身心的极限，人性的冷漠与丑恶都在她的《节奏》系列中得以实现。这是一个相当残忍的作品，不仅仅是身体的伤害，真实的人性对心理的伤害才是最绝望的部分。
最“温柔”的行为艺术家应该是宋冬了，一个善于从生活日常中感受非日常的人。他与艺术家妻子尹秀珍合作的《筷道》，与母亲赵湘源五十多年保存下来的旧物组成的《物尽其用》都散发着浓浓的温情，宋冬把艺术做成了自然而温暖的生活体。而在他过往的《印水》、《哈气》这些作品中，在温柔谦和之下，一个酷酷的倔强和悲壮，一种宋冬式的仪式加隐喻，一个宋冬式的九十年代。
从公共教育的角度，我希望向更多人解释并纠正公众对行为艺术的偏见与误读，但显而易见，这是一件复杂与困难的事情。
我只想说行为艺术不是不正经的怪胎、不是政治工具、不是商业表演、不是恶搞与性行为、不是单纯的自虐和暴力、不是一切亚文化的借口……与所有艺术方式一样，行为艺术有好有坏，好的行为艺术同样追求创造与智慧、同样珍惜生命与爱。
的确有些时候，行为艺术表现为理想主义表层下隐藏的悲观情绪，在那一刻，行为艺术是艺术家射向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
（作者任剑系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油画系系主任、河北师范大学当代美术研究所副所长）
